这就涉及另一个严肃的话题,教育者本身是否已经具备完整的人格,对懵懂却萌动的幼儿进行性教育?恩格斯说,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的什么,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。相同的,现代社会的幼儿教育无法回避性话题时,对幼儿的性教育的着重点不在“做”,而在“怎么做”。中国教育者在引进西方幼儿性教育的理念后,更多的精力花在了“度”的维持上,使得幼儿性教育并没有本质性进展。教育者对“度”的执著,折射出教育者本身在性教育上条件的不尽完善与不思改变。大胆、自然的性教育气氛是许多教育者的理想,但在实际操作中,由于教育者本身致命的缺陷,气氛上已经丧失,至于效果,就更事倍功半了。
教育者在性教育上,可能存在的另一个不足,就是没能设置情境让孩子们接触科学的性概念。孩子们在还未接受性别教育的情况下,就被安排进行更深层次的性教育。教育者过分包办安排了幼儿认识的程序,因此,幼儿的疑问越来越多,幼儿的感受也越来越偏离正常认知轨道。另一方面,教育者特别是家长,把太多的关爱灌注在幼儿身上,在该把握“度”的地方失去了节制,孩子们也由此可能错乱了性别、恋爱的取向,造成性别错位、“俄狄浦斯情结”(恋母情结)和“伊利克特拉情结”(恋父情结)。
我想,无论什么形式的教育,都是包含着爱的教育,教育本身不在于施与的多寡,而在于激发孩子潜能的多少,使他们独立、健康地成长。教育者们在性教育问题上,是否也可以充分信任孩子们的纯洁,大胆创新,小心尝试,让他们长大后,不再羞于谈“性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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