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就涉及另一个严肃的话题，教育者本身是否已经具备完整的人格，对懵懂却萌动的幼儿进行性教育?恩格斯说，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的什么，而且表现在他怎么样做。相同的，现代社会的幼儿教育无法回避性话题时，对幼儿的性教育的着重点不在“做”，而在“怎么做”。中国教育者在引进西方幼儿性教育的理念后，更多的精力花在了“度”的维持上，使得幼儿性教育并没有本质性进展。教育者对“度”的执著，折射出教育者本身在性教育上条件的不尽完善与不思改变。大胆、自然的性教育气氛是许多教育者的理想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由于教育者本身致命的缺陷，气氛上已经丧失，至于效果，就更事倍功半了。
教育者在性教育上，可能存在的另一个不足，就是没能设置情境让孩子们接触科学的性概念。孩子们在还未接受性别教育的情况下，就被安排进行更深层次的性教育。教育者过分包办安排了幼儿认识的程序，因此，幼儿的疑问越来越多，幼儿的感受也越来越偏离正常认知轨道。另一方面，教育者特别是家长，把太多的关爱灌注在幼儿身上，在该把握“度”的地方失去了节制，孩子们也由此可能错乱了性别、恋爱的取向，造成性别错位、“俄狄浦斯情结”(恋母情结)和“伊利克特拉情结”(恋父情结)。
我想，无论什么形式的教育，都是包含着爱的教育，教育本身不在于施与的多寡，而在于激发孩子潜能的多少，使他们独立、健康地成长。教育者们在性教育问题上，是否也可以充分信任孩子们的纯洁，大胆创新，小心尝试，让他们长大后，不再羞于谈“性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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